一．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
1.古代
春秋时期，郑国人邓析不仅法律知识渊博，且能言善辩，可以“操两可之辩，设无穷之词”，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，他曾经聚众讲学，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，还助人诉讼。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代理制度，命夫命妇不须亲自到法庭上，其下属或子弟可代理进行诉讼。到了元代，如诉讼当事人为老弱病残者，也可由其亲属代理进行诉讼。
在中国古代，打官司要先向官吏递状子、陈述案情，但大部份人属于文盲，于是社会上一些文人干起了专门为他人写状子及其他文书的营生，民间便出现了“刀笔先生”。这些“刀笔先生”写状子，并不一定都熟悉法律知识，只不过是凭着读书识字的优势和“见多识广”的经验来进行，但也有的会给当事人出一些如何打官司的主意。
以上这些，似乎是律师制度的小小萌芽，但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。因为只有较为完备的诉讼代理（辩护）制度与职业法律家相结合，才能产生律师和律师制度。因而，中国古代虽有某些“代理诉讼”的现象和“助人诉讼”的人员，但由于政治、经济条件的限制，前者未进一步发展成代理制度，后者未形成职业法律家阶层，两者也从未在诉讼领域中结合。因此，中国最后还是从国外引进了律师制度。
2.近现代
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制定、1910年完成起草的《大清刑事、民事诉讼法》规定了律师可以参加诉讼。但因辛亥革命爆发，没有公布实行。
1911年，南京政府起草了律师法草案，这是第一部有关律师制度的成文法草案。后因袁世凯夺权而未公布实行。
1912年，北洋军阀政府制定了《律师暂行章程》和《律师登记暂行章程》，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。章程公布后，中国律师职业慢慢兴起，至北洋军阀政府末期，律师达到3000人。
国民党政权于1927年公布了《律师章程》，1942年制定了《律师法》。这两个法律，奠定了国民党律师制度的基础，也是现在台湾地区律师制度的渊源。
1950年7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《人民法庭通则》规定，人民法庭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。
1954年7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《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》，决定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试行开展律师工作。
1954年9月 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《宪法》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规定，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；
1956年1月 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《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》；
1956年7月20日 颁布了《律师收费暂行办法》；
1957年上半年 《律师暂行条例》（草案）脱稿
1957年下半年 律师制度建设被迫中断
1979年 党中央决定重建律师制度
1979年4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小组，开始起草律师条例
1980年8月26日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》
1986年 开始实行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
1986年7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
1996年5月15日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，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
二． 西方律师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：
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期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诉讼日益增多，有些诉讼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，委托亲属或朋友代其诉讼。这种情况日渐增多，相沿成习，出现了Advocatus一词。这个词的意思是陪同被告人到法庭，在开庭审理时给被告人提供意见的亲戚或朋友。最初的Advocatus只能在法庭上对被告人提供意见，并不面对法庭发言，后来发展成为代替被告人向法庭表达意见，反驳对方当事人的种种指控。
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，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，制定了许多法律、法令和规定。与此相适应，社会上出现了学习、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，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、行政官员提供意见。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。在社会上，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，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，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。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，公元前三世纪，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“大教侣”从事“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”的职业。同时，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，于是，“职业律师”正式出现了。
古罗马诉讼形式是辩论式。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平等，他们在法庭上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，法官根据辩论的结果作出裁判。这种诉讼结构使得职业律师的出现有了可能。在纠问式的诉讼中，当事人没有诉讼权利可言，因而不会有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的职业律师的产生。诉讼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，是律师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前提。
